发现红山文化玉刻文（二）

发现红山文化玉刻文（二）

玉刻文同样发现在一件红山文化残玉璧上，残存约原玉璧七分之一弱，根据残存延伸推测原玉璧直径约6.5厘米，内缘厚0.43厘米，外缘厚0.32厘米。玉璧受沁或经历火烧整体呈深度鸡骨白，质地细腻，光泽温润。因为该玉璧已呈鸡骨白，看不出玉种和玉石颜色。玉璧断处与表面包浆一致，表明损坏年代久远。玉璧抛光不精细，留有明显的杂乱打磨痕迹。有句话说孤证难成立，笔者发现红山文化2个玉刻文，可以证明红山文化除了有陶文外，还有玉刻文。因前文从诸多方面对红山文化玉刻文做过探讨，故本文有些方面不赘述。

首先从该玉璧毁坏原因谈起。红山文化处于新石器时期，玉器加工方法原始落后，但是红山人出于对能够通神玉器的崇敬，制作每一件玉器都不惜耗费时日，不吝血汗精雕细琢，所以红山文化玉器尽管简约，但是一般都很精美。笔者根据该玉璧表面打磨粗糙，一反红山文化玉器常见的精美状态，推断该玉璧是特意为祭祀而制作的明器，故表面没有做精细打磨抛光。考古发现红山文化有用陶制作的明器，却不能确定有用玉制作的明器，因为没有证据。可是红山人用玉制作明器的确切证据，被笔者在另一件残玉器上面发现了（另文探讨）。

红山人为祭祀而特意制作的这件玉明器比较粗糙，可是红山人陪葬的玉器几乎件件精美，这是因为红山文化没有特意为陪葬而制作的玉明器，陪葬的玉器皆是死者生前所用器物。红山文化时期流行“毁器祭”和“燎祭”，所以推测这件玉璧作为明器，应该是在祭祀时就被人为砸断的，同时它还经历过火烧，是“毁器祭”和“燎祭”的产物。东北地区土壤干燥，有利于玉器在地下保存，红山文化玉器即使在地下埋藏数千年，玉器状态一般仍很完好，有的甚至像新的一样。所以红山文化鸡骨白老残玉器，很可能在祭祀时被砸过、烧过。

其次解读该玉璧刻文。该玉璧双面皆有刻文，一面是两笔画，另一面在断处残留一点较粗刻痕。先谈两笔画刻文，两笔画呈树杈形（如图），

每一笔画为用尖锐硬物反复刻画推磨而成，笔画较粗，笔画内有多道刻痕和磨痕。这个像树杈形的玉刻文，与甲骨文“卜”字完全一样。关于甲骨文“卜”字取义，笔者归纳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说文解字》解释“卜”字是象形字，构形如树杈，取义源自古人占卜时，用火烧灼龟甲或兽骨爆出的裂纹；

二、取义也与占卜有关，认为“卜”字是根据声音创造的，当含有油脂和水分的龟甲或兽骨，在烧灼时遇到高温，发出“卟卟”的爆裂声；

三、取义仍然与占卜有关，有人考证研究，认为“卜”字本义是烧灼龟甲或兽骨使用的树杈形工具，龟骨兆纹“卜”字象形说是引申义；

四、对“卜”字从字源解说：“卜，甲骨文。像树杈。造字本义，巫师作为降神道具的‘神杖’”。

凡此种种，笔者认同观点四，后面讨论。虽然观点一是主流观点，但是有人按照古老方法做试验烧灼龟骨，很难爆出纵横交错的树杈形纹理。为节省篇幅其它观点不讨论。

甲骨文突现于晚商时期，距今3000余年，而许慎著《说文解字》于东汉时期，距今约1900年。许慎生活年代与晚商相差1000余年。甲骨文发现就更晚了，它发现于清末。据此推断许慎从未见过甲骨文，他对甲骨文的见解，应该来自于东汉以前的史书古籍。许慎应该见过一些金文，至于近些年发现的陶文、龟甲文、骨刻文、玉刻文、石刻文等，他肯定没见过。所以许慎受时代局限，解读古文字难免发生一些错误，关于这一点许多学者都予以指出。

笔者在这件红山文化残玉璧上面，发现的这个树杈形文字，是首次发现，它比甲骨文早2000多年，且考古没有发现红山文化有烧灼并契刻文字的龟甲或兽骨，显然不能用研究甲骨文的方法，研究红山文化玉刻文，解读这个玉刻文需要另避蹊径。

红山人有宗教信仰，有祭祀活动，并且惟玉为尊，以玉为礼，用玉通神，这些都已经被考古揭示。红山人制作的玉器有的是用来装饰打扮，有的是标示身份等级，有的可能是充当货币，当然更多的是用做礼器，即属于礼玉、神玉、巫玉。

红山文化许多玉器做得很小巧，这些体量较小的玉器如在祭祀时使用，它们既可以佩戴在巫师身上，也可以直接拿在巫师手中，用做沟通人与神、天与地的法器和媒介。红山文化还有一些体量较大、分量较重的玉器，如大件的玉C形龙、玉玦形龙（原命名玉猪龙）、玉勾云形器等，它们毫无疑问属于礼器，尽管它们都钻有小孔，但是并不适合在祭祀时佩戴。并且由于玉C形龙和玉玦形龙底部呈弧状，玉勾云形器通体非常单薄，它们都难以竖立，也不适合摆放。那么它们在祭祀中该如何使用呢？笔者猜测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系绳悬挂。比如现藏国家博物馆国宝碧玉C形龙，研究人员做过试验，将它系绳悬空，缺口正对着地面，这应该具有特殊宗教含义，并且表明它的打孔位置是经过精心设计和测算。这涉及到计算C形龙全身重量分配问题，即使今天受到过良好教育的工匠，用目测定位打孔都很难做到如此精准。有的玉C形龙有二个小孔，猜测头一孔定位不准，没能让缺口正对着地面，就重新定位又打一孔。

考古发现红山文化晚期已由部落联盟进入古国时期，建有公共的大型祭坛，用于举行祭祀活动。那么红山文化早期或者晚期边远落后部落，没有建造祭坛，他们举行大型祭祀活动该选择怎样场所呢？推测他们应该选择空旷宽敞的场地，以便能够召集容纳很多人。树木的枝杈可以用来悬挂祭祀用的大件玉器，可是人工堆砌的祭坛上不可能种植树木，考古没有发现祭坛上有树木生长残留痕迹，空旷场地有树木的可能性很小。但是这难不倒聪明智慧的红山人，他们在祭坛或广场上，埋竖起高高的木柱，用来悬挂祭祀用的玉器。

有关红山文化电视节目演示出这样场景，高高的木柱竖立在空旷的场地，木柱上方绑缚着玉C形龙，众多红山人朝着C形龙祭拜。这是考古研究人员，还原演示红山人当年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景。祭祀用的玉器与木柱果真是如此结合使用的吗？笔者认为未必。就说玉C形龙，如果不是用于悬挂和隐含某种神秘寓意，为什么要精确计算打孔，让缺口正对着下方？

另外所说红山文化大件玉器，是指尺寸达到10多厘米的玉器，在红山文化就属于大件玉器，今天看来并不是很大，只是相对于尺寸几个厘米的玉器而言。红山文化处于新石器时期，开采、加工玉石的能力非常落后，没有能力制作很大的玉器。“国宝帮”展示那些超过半米甚至超过一米的红山文化大玉器，从逻辑分析就可判断真伪。

把10几个厘米大的玉器，绑缚在又粗又高的木柱上端，既看不清楚也不显眼。笔者推测祭祀用的这根木柱上方应该横绑着一根木棍，木棍系绳悬挂着祭祀用的玉器。白天举行祭祀，悬挂着的玉器在天空衬托下，看起来既清楚又醒目。夜晚举行祭祀，悬挂着的玉器在篝火映照下，起码能看见它剪影般的轮廓。为了避免玉器脱落，特别是在刮风的时候，为了防止玉器被风刮掉，木棍会成一定角度绑成斜上状，木棍无论横绑还是斜上绑，方向都是随意的。再看甲骨文“卜”字那一横，有平的，也有斜上的，且左右方向的写法都有（如图），

原因就在于此。它揭示出红山文化刻画符号与商代甲骨文之间的传承关系。因此有理由猜想，红山文化时期举行大型祭祀活动，需要在祭坛或广场上竖立起树杈形状的木柱，以供系绳悬挂用于通神的大件玉器。

另一种方式是玉器与木棍组合装配手持使用。前面说到关于甲骨文“卜”取义，笔者认同第四种观点。这就需要探讨“神杖”是个什么物件，像树杈，说明它不是树杈。红山人不会撅根树杈当“神杖”，那样太随意也不庄重。考古发现红山文化有很多石斧和玉斧，石斧是工具（如图），

玉斧是礼器，这些斧头都没有孔，它们该如何使用呢？仰韶文化石斧有孔，用绳穿孔缠绕石斧与木柄装配使用，这在国宝鹳鱼石斧图彩陶缸上有显示。问题是红山文化斧头没有孔，显然像仰韶文化斧头那样与木柄装配不行。专家考证红山文化是在木棍上凿出槽，将斧头塞进去使用，笔者猜测还应该使用动物骨头熬成的胶粘合，并用木片做楔子塞紧使其牢固。笔者恰好能找到玉斧和木棍，就把它们摆成红山人组合装配的样子（如图），

它看起来也是树杈形状。另外红山文化玉锛、玉凿等也可以这样组合装配使用。而玉匕形器、玉丫形器、玉钩形器等这些细长玉器都带有小孔，如若把它们做成“神杖”，可从孔处与木棍系绳绑缚在一起，就像仰韶文化石斧与木柄那样装配，同样是树杈形。当然，红山文化做法器和权杖的还有玉钺、玉刀等，不过从馆藏和民藏来看，玉钺、玉刀数量很少。

红山人有宗教信仰并且迷信，很可能有着“君权神授”的观念，实行政教合一，即拥有部落最高权利的人既是部落的首领也是部落的巫师。用玉斧或其它玉器与木棍组合装配成“神杖”，当部落的掌控人以首领身份持有它就是权杖，以巫师身份持有它就是法器。

红山人祭祀频繁，经常要用到树杈形木柱或“神杖”。因此，树杈形是红山人最常见、印象最深刻的图形，那么用树杈形代表祭祀，红山人都能够理解掌握，于是红山人就创造出树杈形“祭祀”这个词。这里做下解释，上古时期一个刻画符号对应今天不一定是一个字，有的对应是一个词，甚至有的对应是一个长句，描述出史前发生的故事或事件。由于红山文化及其以后时期，祭祀活动大量是占卜，占卜内容包罗万象，占卜活动频繁，红山人最初创造的树杈形“祭祀”这个词。后来演变成占卜的“卜”字。至于是否在红山文化时期就发生了这个演变呢？笔者猜测有这种可能。

考古揭示晚商时期事无论巨细，皆要事前占卜，事后验证，占卜更加频繁。根据甲骨文研究考证，可以确定至少在晚商时期，甲骨文“卜”字就是树杈形写法。笔者根据对这件玉璧上面树杈形玉刻文解读，对“卜”字起源和取义提出新的观点。

有学者研究认为红山文化根据天圆地方的观念建造了圆形和方形祭坛，各自的用途是祭天和祭地，据此推断与北京始建于明代的圆形天坛和方形地坛有着历史传承关系，这在电视节目《考古公开课》中专家有讲述。并且红山文化还制作圆形和方形玉璧，笔者猜测也是出于这个观念和用途，良渚文化将圆方结合制作成玉琮。红山文化玉刻文与晚商甲骨文相差2000多年，红山文化建造的祭坛与明代建造的天坛和地坛相差4000来年，而红山文化圆形玉璧样式流传至今。可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延绵不断、传承久远。

红山文化还有一类用块状玉石圆雕的玉器，如曾被称之为太阳神的玉器，现命名为玉巫人，以及笔者发现的圆雕玉熊（另文探讨）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底部较宽且平整，显然这类玉器如用于祭祀是摆放而不是悬挂。尽管这类玉器也有小孔，但那个孔是供系绳携带之用，毕竟红山文化时期没有今天小包、小袋一类便携用具。已发现的这类玉器屈指可数，可看作是祭器中的特例。耐人寻味的是，这类玉器都是传世的，而非考古出土，这类玉器身世谜团重重。

前面说到这件玉璧另一面也有刻文，但是因为仅在左边残存一点刻痕（如图），

无从推测是什么刻文。不过仍然可以做一番探讨。根据这件玉璧一面刻文是“祭祀”这个词或占卜的“卜”字，那么另一面刻文很可能是祭祀或占卜的事项，即红山人此次祭祀或占卜的诉求。红山人在这件玉璧两面刻文，为的是不易混淆，有助于神灵对红山人诉求的理解。

已发现的新石器时期陶文、龟甲文、骨刻文、玉刻文、石刻文等，无论把它们称之为“刻画符号”也好，称之为“原始文字”也罢，总之它们都属于上古时期不成熟文字，与晚商时期成熟文字之间，很可能存在着传承关系。探讨新石器时期“原始文字”，是在探寻中华文字的根脉，也是在探寻中华文明的源头。特别是研究红山文化“原始文字”，更是有助于推进国家当前开展的“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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